我会专家温铁军、理事程存旺等在《改革内参》发表题为《国企如何参与乡村振兴》的文章

近日，我会专家温铁军、理事程存旺等在国家发改委主管的《改革内参》（2023年10月13日出版），发表题为《国企如何参与乡村振兴》的文章。

自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以来，各级政府、社会和市场对国企在乡村振兴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越来越迫切。笔者团队在调研了成都文旅西来项目等全国多家参与乡村振兴的国企后总结认为，国企如果按照以往在城市地产和相关产业领域的投资模式参与乡村振兴投资开发通常会面临两个约束。

一、国企参与乡村振兴投资开发的两个约束

第一个约束是国企需要在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中承担相应的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向乡土社会提供包括基础设施改善、环境整治、集体和村民增收等多种复杂艰难的公共服务。国企必须满足各级政府对其自身盈利性指标的考核，在当前地方财政高度紧张的，投资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反映国企盈利能力的考核指标愈发刚性，而传统乡村产业领域固投的难度和资本密度并不比城市小，但产品和服务的利润率往往较低，国企对乡村振兴投资往往难以建立合理的财务模型。

第二个约束是国企在乡村振兴投资中还要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但乡村的大部分资产在现代财务制度中属于非标资产。一方面，乡村自然生态资源和建设用地等资源犬牙交错，村规、土规、控规、产业政策等影响国土空间规划的条款需要综合考虑，且资源产权的法律关系相对复杂，因此，不可能按以往通过政府控制土地“农转非”一级市场的模式获得所开发资产的100%所有权;另一方面，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思想，自然资源要综合统筹搞开发，不能简单切割，也就意味着国企参与乡村振兴投资形成的空间生态资产难以照搬工业化时代标准化的土地平面资源的定价方式,造成资产定价的困难。因此，国企如果按照传统的营运方式对乡村振兴投资开发，在保值增值和成本收益的制约下，会普遍感到无所适从。

要缓解上述约束，就需要国企真正贯彻“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三新”思想，融入县域“两化”(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发展，从而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

首先，自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以来国家财政向三农领域的投资累计接近20万亿，在乡村形成了巨量的沉没资产，国企可利用相对较少的投资杠杆撬动这些财政重投资的沉默资产，显著增加国企的资产规模;其次，国企参与乡村振兴落实“两山理论”，公园城市乡村表达的关键都在于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而解决转化问题的重点在于利用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全新模式组合开发乡村空间生态资源，构建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成长空间，进而成为新型县域经济的主要增长动力来源，通过做大乡村空间生态资源租，国企既实现了资产规模增长和长期效益可持续，同时又能通过租值的合理分配，让农村集体和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分享公共服务体质增量、生态产业发展和资产增值的多重收益。

近期，笔者团队受邀到成都分别对成都市新津区农博园和数字中台，以及成都文旅集团西来古镇乡村振兴示范区开展调研;调研发现，新津区的智慧“数字中台”为乡村嫁接数字经济创造了基础，成都文旅集团在西来古镇投建的一馆一基地，以及多种乡村文旅产业设施，预期会为地方带来可观的流量，并因积累了大量城市消费数据可以做精准画像，从而有对空间生态资源做整体开发的市场基础。

二、“三级市场”：国企参与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在此基础上，结合笔者团队提出的“三级市场”理论，进一步提出国企参与乡村振兴的创新框架，整合国有投资和集体资产打造混合所有制载体，在现有技术水平上，通过融合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模式，形成国企参与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在一级市场上按照中央关于“三变改革”的要求，把财政投资形成的资产和财政支农资金通过“投改股”的形式注入村集体，将上述资产和原属村集体的资产做股量化到村民;再利用做股量化形成的收益权吸引村民将闲置的资产向集体入股，获得集体的配股；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收储的资产注入村级资管公司，同时资产的数字化信息整合进入国企开发的“数字中台”。

在二级市场上，由县级政府与国企，以及县级供销社共同成立县级乡村振兴平台公司，再通过乡村振兴专项债进行融资;需要强调的是，乡村振兴专项债贷款周期长达15-30年，利率极低约3%左右，贷款期间只付息不还本，唯有如此才能调动地方政府和国企长期投资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县级平台公司继续和各村级资管公司联合成立镇级资管公司和研学培训学院，前者负责管理镇域内各村集体的资产，解决产业振兴的瓶颈，后者负责培训新老农人，解决人才振兴的瓶颈;有意愿下乡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县域乡村产权交易平台，从镇级资管公司手中交易所需的资产，而国有集体混合的镇级资管公司将是镇域内乡村资产的统一供给方。财政和国企投资所产生的乡村资产增值将通过交易所回流进入村、镇两级资管公司和国企成为各方参与乡村振兴收益来源之一。

其次，打通和利用地方政府各部门积累的数据资源、整合村庄资产数据和乡村产业数据，构建数字中台，为资产交易、乡村产业运营和收益结算、金融服务接入等提供数据服务和流量支持；数字中台可以深挖消费者数据，形成对不同产品有不同需求的消费者画像，为乡村生态产业的线上销售提供B端和C端的客户信息，并进行信息的精准推送，国企利用数据资源为乡村振兴各类生态产业赋能，同时分享乡村产业运营收益，构成了国企参与乡村振兴的又一收益来源。

数字中台可进一步拓展财务中心的功能，对区域内的现金流进行归集和管理;此外，由镇级资管公司嫁接担保公司、保险机构和银行，利用数据中台获取业态经营者的数据，通过多种金融工具嵌套降低信贷风险，将信贷资金导入乡村业态;镇级资管公司通过提供助贷服务收取相应的佣金，构成国企参与乡村振兴的收益来源之一，并且解决金融与乡村小微产业不兼容的难题。

在三级市场上，当镇级资管公司所持有的乡村资产收益率达到一定程度、满足资本市场的要求时，可以通过Reits等金融运作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以此将国企和政府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资产投资置换出来。同时，村集体和村民也能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分享到乡村资产增值的收益。

通过以上创新框架的设计，国企可以在乡村振兴中实现“融资-投资-回收-退出”的经济闭环，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和落实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进展的多重收益。需要强调的是，既然镇级资管公司是乡村产权交易市场的最大供给方，具有垄断地位，则应当兼顾资产增值短期收益和乡村产业发展长远收益;乡村生态产业的培育更需要一个低租金和低利率的发展环境，将城市过剩的金融资源、拥挤到内卷的创业资源和庞大的中产消费资源引入乡村。

（课题组成员: 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温铁军、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杨帅、北京好农场CEO程存旺、重庆农科院研究员唐丽桂成都文旅研究院刘唯、成都天府旅游产业投资集团高磊等）

（来源_改革内参）